“学生给校长打伞”为何变得如此敏感

关键词:学生给校长打伞

  近日,网络流传的一条时长1分18秒的视频显示,在重庆市沙坪坝区树人小学2017届学生毕业典礼上,当天下着雨,疑似一名校领导正为学生颁发证书,一名女生跟在后面为其打伞。对此,6月18日,树人小学校官方通报称,当时是一位打着伞负责递送毕业证书的同学站在校长身后,顺势为其遮雨,校长全神贯注为毕业生颁发证书和简短交流,未注意到。(6月19日澎湃新闻网)

  司马迁在《史记·管晏列传》中说:“假令晏子而在,余虽为之执鞭,所忻慕焉。”可见,才高如太史公者,也愿意心甘情愿地为自己所尊敬、景仰的人做些“执鞭”之类的工作。在尊师重道文化浓厚的传统社会里,这类的事情不胜枚举,侍疾在侧如儿女般日日进奉汤药者有之,老师去世后守墓数年者亦有之,下雨时给老师打伞其实根本不值一提。

  既然给老师打伞是稀松平常的事情,那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如今的“学生给老师打伞”变得如此敏感,校方或老师的回应都像树人小学这样诚惶诚恐、小心翼翼呢?

  我们生活在一个解构权威的时代,在这个时代里,专家成为调笑的对象,权威在某些语境下也失去了其应有的力量,而且,当“强者”与“弱者”如执法者与被执法者、城管与小摊贩、官员与群众、老师与学生等等相遇时,同情的天平通常会偏向“弱者”,同时令“强者”无论对错都百口莫辩。

  这种现象的存在自然有其缘由,因为,某些领域的某些权威曾给人们留下过深深的心理阴影,假专家之名大行欺骗之道的至今仍大有人在。所以,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对权威的解构,对“弱者”在“强者”面前“示弱”现象的敏感,其实是“弱者”的一种自我保护。

  不幸的是,这种自我保护一旦走向极端,便容易显现出矫枉过正的偏颇,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。比如,树人小学的撑伞事件,学生可能仅仅是单纯地出于对校长的尊敬,甚至可能是德育内化为自然行动的无意识之举,但一旦放大了其中“学生”与“校长”的身份差异,便立刻引发一片口诛笔伐。

  晚辈不能给长辈打伞吗?当然不是。学生不能给老师或校长打伞吗?当然不是。下属不能给领导打伞吗?当然也不是。这里边不应该有能不能的问题,也不应有应不应该的问题,而只能有是否自愿的问题。

  我们需要了解的是,在当事人一方,这种行为是不是当事人的自愿行为?是否超出了当事人的能力范围?当事人在作出这一行为时是否损害了自身的利益?在从中获益的另一方,则是有没有将他人的善意当作他人的义务?有没有向当事人表达谢意?在相同或类似的情形下,当提供帮助的工具在自己手中时,是否也会向当事人表达同样的善意?

  这里边,很多判断的依据有着强烈的主观色彩,但是,在双方都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真实想法的情况下,了解双方的真实想法也并非难事。而且,正是很多真实的主观的想法决定了事情的性质。

  解铃还须系铃人。若想让自愿不被解读为欺压,让尊敬和善意不被曲解,无论权力还是权威都必须更加收敛,并保持足够的谦卑。当权力不再可以伤害他人,当权威不再成为某些人打压或欺骗他人的工具,来自学生和下属的伞才会仅仅被当作一把伞,被当然尊敬和善意的载体,而非下对上、弱对强的谄媚,更不是上对下、强对弱的欺压。

  文/张楠之

(责任编辑: 徐燕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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